11月3日上午，2020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交通大学校友、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顾诵芬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顾诵芬，1930年生于江苏苏州，1951年毕业于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现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高级顾问、中国航空研究院名誉院长。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顾诵芬是我国著名飞机设计大师、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他建立了新中国飞机空气动力学设计体系，开创了我国自主研制歼击机的先河，持续开展航空战略研究，为我国航空科学技术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一名杰出的交大校友，顾诵芬曾多次感谢读书时老师与同学们给予他的关心与帮助，感念交大严谨的教学制度对他产生的深远影响。2016年西安交通大学贾箭鸣、史瑞琼编著，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兴学强国120年：我们的交大岁月（下册）》，其首篇为顾诵芬院士《怀念母校对我的教育》，让我们共同品读顾诵芬院士的故事，感受他对母校的拳拳赤子心。
我是1951年交大航空工程系空气动力组毕业的。我们这个班入学时是20多人，毕业时仅剩10人，主要是1950年响应抗美援朝参军参干，一半同学都去了军干校，现在都分散在天南海北，大都不再从事航空专业。他们之中好几位是班上学习的佼佼者，虽未从事航空工业，但在各自岗位上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如上海市市东中学原校长陈伟彬同志，他是我们班上的第一名，参业到上海一直从事高中物理教学，多次被评为模范，是上海市中学物理教育领域的知名人士，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科学技术人才。如果他毕业后继续从事航空专业，相信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毕业时正值航空初创时期，在机关工作时有幸参加了雅克—18教练机、米格—17喷气歼击机的仿制工作。1956年响应周总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去沈阳参加了我国第一架自行研制的喷气教练机歼教一的气动力设计，紧接着又参加了自行研制的初级教练机初教一（即后来批量生产装备部队的初教六）的气动力设计。1964年以后又负责我国第一架超音速歼八的气动设计。这款飞机1969年首飞，1979年设计定型，现已装备部队，198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1981年起担任歼八Ⅱ飞机的总设计师，1984年首飞，现已设计定型，装备部队。总之，我有幸参加我国的飞机设计事业是党和人民的安排，也是我独有的机遇。
在参加我国的飞机事业中，我所以能尽一些力量，饮水思源，不得不感谢母校的老师和同学对我的帮助，及交大当时教学制度给我的训练。虽然在学校我们没风洞，教本上没有讲过超音速飞机，但是学校的严格工程训练和教给学生的解决工程问题的处理方法，给了我以后进行飞机设计的基础。严格训练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二年级的物理实验。交实验报告除按一定的格式外，对实验结果数据，特别是有效数字抠得很紧，多了一位也得退回重写，这培养了我对待数据真伪应有的严肃态度。二年级的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季文美先生所教授的清楚的基本概念和大量的习题训练，使我后来处理飞机设计中各类力学问题时才感到受益匪浅。至于飞机设计方法，要归功于学校所教的各种机械设计课，当然终究是得益于杨彭基先生教的毕业设计。虽然当时教的是螺旋桨飞机，但是对设计飞机的步骤方法和需要的条件这些都是基本的。交大教学注重工程基础知识和基本设计训练，这是工程师所一定要具有的基本功。科学技术是在持续不断的发展的，学校教的永远跟不上新事物的发展，所以不能期待学校教了出去立刻能用上，但要求给学生打好基础，出校门后自己能去应付各种复杂的工程问题。因此我感到老交大的传统教育方法是成功的。在我国的飞机设计事业中我能作一些工作，不得不感谢母校对我的教育。
1956年10月我参加了我国组建的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并承担了第一架喷气教练机的气动力设计。这对出校不久又在机关工作了5年的我是十分困难的。对于飞机气动力设计要干些什么，特别是对喷气飞机是绝对没底的。学校里没有教过喷气飞机的具体设计方法，所以一开始我对气动设计摸不着头脑。但是老师给我打下的理论基础和教我的解决工程问题的方法，却起了重要的作用。
记得设计教练机，遇到了弹射座椅能否越过飞机立尾，当时没有现成资料可参考。我就想起了季先生教应用力学所给的基本方法，画Free Body Diagram，列出基本动力学方程，作一定近似假设，进行座椅的轨迹计算，再按略偏保守地确定了的立尾高度，不管算得准确到多少，在当时还是解决了设计问题。在设计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很多是现成资料找不到的，只能用基本理论来解决。每遇到这一种情况，总使我想起季先生课堂上循循善诱教我们应用力学的情景。先生不靠抄黑板照本宣读，而是把问题的要点指出来，而且示范我们怎样去分析和处理，这样教，对搞工程设计的人来说真是够用一辈子的。
飞机性能计算应该说是飞行力学中最死的数据型的问题，可是先生却把它教活了。他讲清了基本道理后，就上升到用解析方法去处理。我记得那年期末考试，曹先生出了一道需用功率为抛物线方程，可用功率为直线方程，求解各种性能参数的考题，全题没有一个数据，全用代数符号表达。通过这种锻炼，使我对飞行性能有了清楚概念。在设计喷气教练机时，飞机的设计参数经常在变，变了就要重新检查性能，当时没有电子计算机，这种工作实在不胜其烦。后来我们的主任徐舜寿同志嘱咐我能否用微分法来算设计参数变化对性能参数的影响。在校时没有学过喷气飞机的性能计算，当时我就根据喷气飞机的需用推力和功率以及可用推力和功率的曲线特征，用解析法求各参数变化的增量，这就是根据7年前曹先生考我们的题目的解法。曹先生教我们理论空气动力学，教了用Lotz法求有限翼展的环量分布，要解高次联立方程，只能用数学近似迭代，当时只有用手摇计算机，因为算尺位数不够。这套方法与苏联中央流体空气动力研究院出的设计指南上的方法是完全一样的，我就用了这个方法设计了机翼的扭转，确定了衿翼方案以及机翼的载荷分布。
在大学里最后一年杨彭基先生教我们飞机设计，而且作了一个相当量的设计作业，对我来说受益很大，印象最深的就是设计一定要有规范，杨先生当时能给我们参考的只是美国民航规范CAM04，可是却从那里引导我们知道设计一架飞机应该考虑哪些问题。我一接触到飞机设计就关心规范的收集。记得在航空工业局时，从1953年开始就向苏联订强度规范，可是一直没有收到，直到最后答复说这是他们血的教训的积累，不能给中国。在设计教练机时，我们收集了英国的AP—970，美国的CAM04，苏联的47年强度规范，这样总算有个章法，避免了出大漏洞。这就不得不使我感激杨先生的教诲。
在四年级时杨先生教我们飞行力学，当时没有合适的教本，杨先生用的是Durand第5卷，虽然书是老了，但杨先生着重讲基本道理，对我也是受用不浅的。杨先生讲得最透的是气动导数和尾旋。当时讲课很困难，交大没有风洞和模拟设备，杨先生只能用手和两臂来比划，即使这样，还是把问题的真谛给讲透了，使我深深地印在脑子里，这对我后来处理飞机操纵安定问题受益很大。
王宏基先生教我们流体力学和热力学，许玉赞先生教我们飞机结构，这在飞机设计确定外载荷特别是局部载荷时，几乎都用上了。姜长英先生除了教我们航空概论引我们入门外，四年级教我们航空仪表，虽然教的是老仪表，但是对于驾驶飞机必须显示哪些基本参数及其测量的基本原理还是有用的，这对我们后来搞飞机设计时都有帮助。还有陈士橹老师对我的帮助也很大，1958年下半年，我们搞超音速歼击机设计时，一点实用的材料都没有，陈老师当时刚从苏联回来，他给了他唯一的一本学生作业用的气动数据集，但没有说明。他给我们专门讲了一下，后来这本材料成了我们常用的手册，直到四年后才见到苏联出的真本。但是这本东西却给我们当时提供了不少工作上的参考，这是要感谢陈老师的。总之我感到当时交大航空系的教学方法是可取的，老师给学生打下了力学和航空工程设计方面的基础以及解决工程问题的方法，这对学生来说无论从事飞机设计哪个方面的工作，都是有用的。因为学校教了解决工程问题的本领。
交大航空系不仅在业务上教会了我，在我参加工作后，航空系的老学长们在做人的道理上也教育了我。1951年9月我孤身一人被分配到沈阳航空工业局工作。原来离家远走希望能搞自己向往的设计和研究。可是航空工业刚在建，主要任务是为抗美援朝修飞机。我的任务是给描图员校飞机配件图纸。我感到这种工作不该用大学航空系毕业生来做，应该由搞机械的中专生来干。我远离家乡来干这种工作，思想不通，而且情绪很大。当时我们的首长是徐昌裕同志，他是1936年交大学航空的。他曾给我们介绍参加革命的经历。那时候他去延安，更没有航空工作可作，组织上分配去建锅炉和炼油墨，他都很好地去做了，只要革命需要什么都干。在同一个处里还有刘鹤守同志，他是1949年交大毕业的，在学校里我们不认识。他当时是党支部委员，看到我这样的一种情况就主动来关心我，找我谈心。开始他认为我不安心工作是不屑于干描图校对，于是他就引我去见黄志千同志，他是交大1937年学航空的，当时是112厂设计科代科长，长期从事飞机设计工作，是位连苏联专家都佩服的工程师。志千同志告诫我，要想搞飞机设计，一定要从画能生产的零部件图开始，现在的大学生画图能力太差，将来是搞不出飞机的。但是我还是没有想通，总觉得空气动力学白学了。不久又来了一位学长老瑞铿同志，他和刘鹤守同过班，是至交。他来后我们同住一个大宿舍。刘鹤守同志给我介绍，老瑞铿在学校是空气动力学学得最好的，是曹鹤荪先生最赏识的学生，可是现在工作需要，他来这里搞完全不是技术的人事工作。老瑞铿同志给我的印象一直是乐呵呵的，他很高兴地告诉我，他与那套Durand空气动力理论已经一刀两断了，不去摸它了，他感到自豪的是那件土布衬衣，这是供给制发给他的，是革命的象征。这两位老学长煞费苦心地帮助我，可是我的思想老在反复。后来正好三反五反开始了，业务工作全停了，分配我跟着老同志去打老虎，这倒好，对工作反而没什么想头了。可是1952年春航空工业局搬到北京，一切业务要恢复，恢复之前先搞了一场交代思想的运动，我如实交代自己的思想，成了帮助的重点。在一次会上徐昌裕同志尖锐地指出，我的问题是世界观没解决。我当时接受不了，心想抛开父母千里之外参加工作，还能说没有建立革命人生观？后来刘鹤守同志又耐心地帮助我。看到老学长们的榜样，我终于想通了，只要是党和人民的需要，就得认真去干。在那段时间里，我参加了制定各种飞机仪表特设的消耗定额，及新机试制的工艺准备的计划工作，也增长了不少知识，对后来搞设计还是有不少帮助的。
刘鹤守同志对我的帮助是十分用心的，往往一个星期天花整个半天，在北海茶棚里边喝边谈。通过多次交谈，他对我完全了解了，并给我指出该怎么去干。1953年下半年我争取入团，请他当介绍人。他问我是否真想通了，为了革命，敢于牺牲个人的一切？我说是想通了，也下了决心这样干，他就这样当了我的入团介绍人。入团以后还经常找我谈心。不幸的是1955年肃反中，他因为向组织汇报了错误想法而被隔离审查，但到1956年他得到了。那时我们大家一起住在优待工程师的两人一间的宿舍里，也还得到不少帮助。紧接着周总理号召向科学进军，航空工业决定在沈阳组建飞机设计室，我向组织上提出我所向往搞设计的要求，很快得到了批准。这之后就和刘鹤守同志来往少了，但是他对我的帮助我是永远都不可能忘的。
在我从事飞机设计工作以后，还得到很多交大航空系的老师和学长的帮助，我的第一次风洞试验是马明德先生指导，纪士玶学长协助的。在以后的工作中也得到了张汝煐、朱宝鎏、陈国钧、乔新、张达观、金兆丰、屠基达等诸多学长的帮助，这也是我常常感念于心的。
总之，有幸从事自己从小就向往的祖国的飞机设计事业，衷心感谢交大航空系教过我的各位老师，以及帮助我的诸多学长们。交大航空系是永远值得铭记的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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